洛阳地区曹魏贵族墓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考古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洛阳地区曹魏贵族墓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考古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洛阳地区曹魏贵族墓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考古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编者按: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揭晓了“2016六大考古新发现”,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等榜上有名。西朱村曹魏墓虽被严重盗掘,但仍出土较多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文物。专家认为,该墓出土随葬品与洛阳正始八年墓、曹休墓出土部分器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呈现出从东汉到西晋的过渡特征。尤其是墓葬中的大量刻铭石牌,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和等级指向。本刊特邀请考古专家韩国河撰文解读该墓的发掘成果及重要的学术价值。

洛阳地区曹魏贵族墓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考古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洛阳地区曹魏贵族墓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考古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从2009年负责发掘曹休墓到2016年领队发掘西朱村曹魏墓,王咸秋与曹魏考古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改变在曹魏时期形成共识,至西晋时期,高等级墓葬墓室结构进一步简化为单室墓,可见曹魏时期贵族墓总体呈现出向晋制过渡的墓葬建制特点。薄葬观念与制度的形成曹魏时期贵族墓薄葬还有一个重要表征:汉代盛行的墓葬玉衣制度在曹魏时期也被彻底废除。曹魏处于汉晋之间,对有些墓葬准确的断代归属难以达成共识,如对偃师杏园6号墓、洛阳东郊178号墓,以及洛阳孟津大汉冢M1、M4,在归属于东汉晚期或是曹魏问题上,学界尚有一定争议。王咸秋认为,这也是因为考古学中的断代和历史的朝代不完全对应,如对曹魏这个朝代的界定,历史学一般将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至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作为三国纪年。

  近日,洛阳考古研究院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围绕洛阳西朱村新发现大墓的性质、年代和墓主身份等进行了讨论。通过听取墓葬发掘负责人的汇报以及专家的评判发言,在考察发掘现场和观摩随葬品的基础上,我认为西朱村大墓的年代应在曹魏时期,墓主身份属于皇室等级,其学术价值和安阳曹操高陵一样,反映出“不封不树”薄葬思想导引下“汉制”向“晋制”转变的新理念,具有承上启下的葬埋特征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曹魏;王咸秋;曹丕;陵墓;制度;贵族;考古;学界;形制;学者

  一、关于大墓的年代

汉末至魏晋丧葬习俗从崇尚厚葬向倡导薄葬的转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课题。自上而下推行薄葬制度,正是从曹魏开始。近年来,一批中原地区曹魏时期贵族墓葬的考古发现,为学界了解曹魏时期墓葬打开了一扇窗口。通过对这批同类型曹魏时期墓葬的建筑、结构、随葬品等表现出的特点进行分析,学界对其反映出的丧葬观念、习俗、制度有了更为系统的把握。

洛阳地区曹魏贵族墓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考古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判断一座墓的年代如果没有确切的纪年材料或明确的墓主身份信息(印章等),就要依靠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和一些文字文献的指向做综合研判。

形制与随葬品趋于简化

  第一,该墓发掘时没有发现封土,“不封”的特征明确,明显区别于洛阳地区东汉高级别墓附有高耸封土的特征,符合洛阳地区魏晋时期不封不树的埋葬特点。

事实上,相对于其他断代时期的墓葬,曹魏时期墓葬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很少,有明确纪年或墓主人铭记的更少。洛阳既是曹魏都城,也是曹魏帝陵的所在地,无疑是曹魏时期考古聚焦的中心。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咸秋告诉记者,洛阳地区考古发掘明确属曹魏时期墓葬的,包括曹魏正始八年墓、曹休墓以及西朱村曹魏墓。

  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石牌

从2009年负责发掘曹休墓到2016年领队发掘西朱村曹魏墓,王咸秋与曹魏考古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此前因为考古资料不够充分,缺乏了解,学界通常认为,曹魏时期墓葬处在汉制向晋制的过渡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曹魏时期没有完全独立的墓葬制度。但近年来,随着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接连被发现,能够初步总结曹魏时期贵族墓的一些独有特征。

  第二,该墓为东西向,区别于早时段东汉帝陵南北为主的特征,如北邙的东汉帝陵级别的大墓都是南向。也区别于晚时段西晋高级别大墓的南北向特征,如晋文帝陪葬墓7级台阶墓也是南向(偃师新庄02YXM1)。与曹魏时期的洛阳曹休墓以及安阳曹操高陵东西向相一致,该墓的方向向西,与东侧400米山上新发现的一座形制规模更大、墓道朝东之墓葬相对应。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留下“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遗命。从曹操开始至曹丕进一步强化,曹魏一改汉代的厚葬之风,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变革。“首先在墓葬形制的建筑形式上,曹魏早期延续了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的高等级墓葬的一些做法。如相似的墓圹,同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墓道、墓室都内收数级生土台阶,等级越高墓道越宽。”王咸秋说,在曹魏早期墓葬中,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陵墓结构的简化。这一时期高等级墓葬已不再有封土,取消陵园建筑;至中晚期,陵墓结构进一步简化,取消了原来的多侧室,只有前后室,或带有耳室,而且东汉时期宽大横前室改变为方前室。这种改变在曹魏时期形成共识,至西晋时期,高等级墓葬墓室结构进一步简化为单室墓,可见曹魏时期贵族墓总体呈现出向晋制过渡的墓葬建制特点。

  第三,该墓的形制是带一条斜坡墓道的大型前后室砖墓。砌砖有东汉的风格,不同于西晋北朝时期墓葬用砖的大小规格。个别砖上戳印有纪年“永寿元年”(汉桓帝年号,155年),至少表明是该墓的上限年代(如何看待这个年号砖,有待于进一步解释)。具体而言,墓道位于墓室西侧,东西长36米,南北宽约9米。墓室土圹近长方形,东西长约18米,南北宽13.5米,呈“甲”字状。目前发现的大型高级别的西晋时期大墓,往往是墓道宽大于墓室,说明该墓的形制也不符合西晋中晚期大墓的一般特征。

短暂的曹魏只给后人留下了曹操高陵、曹丕首阳陵和曹叡高平陵。而目前对这三座帝陵的了解,尚存疑云,尤其曹丕首阳陵,可能是最大的谜团。谈起未来曹魏时期墓葬工作的继续推进,王咸秋向记者透露,根据文献记载,曹魏帝陵位置的选择延续了汉代南北陵区制度,如果位于汉魏洛阳城南的西朱村曹魏墓与曹叡高平陵有关,那么,曹丕首阳陵有可能与西朱村曹魏墓相对,位于汉魏洛阳城以北的首阳山脚下。

  西朱村曹魏墓墓葬全景(由西向东)

除了在墓葬形制上趋于简化,曹魏时期墓葬向晋制的过渡还体现在墓葬随葬品的变化方面。据王咸秋观察,虽然东汉时期流行的一些模型明器的陶器类型在曹魏得以保留,但其中大型模型明器都消失了。西晋墓葬中典型的四系罐等新器物在曹魏时期已经流行,这类带系的器物最早在东汉末年的北方墓葬已经出现。此外,在正始八年墓、西朱村曹魏墓中都有帐构出土,后两者都在后室或侧室的棺附近发现。学界一般认为,它的功能为棺帐,只有正始八年墓的帐构在前室发现,关于它的性质还没有定论。

  第四,该墓的随葬品组合经过盗扰后剩有陶模型明器灶、磨、井等,家禽家畜俑、鸡、狗、猪和祭奠器盘、勺等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这无疑是汉风的延续。随葬品中的一些典型器,是判断该墓时代的主要参照物。其中四系罐多见于魏晋时期,与曹操、曹植墓出土的大同小异。发现的八件石质帐座,洛阳正始八年墓(247年)也曾出土类似器物。

薄葬观念与制度的形成

  第五,能够反映该墓年代特征的随葬品还有带有题识文字的石牌,石牌为平首斜肩六边形,长约8.3厘米,上部有一圆形穿孔,很明显和曹操墓出土的石牌大小规格非常相似,牌上系孔的存在说明其用途也一样,就是系挂所用(推测多系挂在“柙”或物品本身上),并强调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仅有的两例出土石牌的墓葬,表明两墓年代的高度相近性。

曹魏时期贵族墓薄葬还有一个重要表征:汉代盛行的墓葬玉衣制度在曹魏时期也被彻底废除。汉代皇帝和贵族信奉死后穿玉衣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考古工作者在汉代大型墓葬中的确多有发现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并以此作为判断墓葬等级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但据王咸秋观察,目前已发现的曹魏时期墓葬中,无一出土汉代流行的各类玉衣。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东汉末年大量汉代帝王陵墓被盗有关,在墓葬被盗掘之后,人们发现,玉衣并不能使尸骨不朽,这可能是放弃玉衣制度的原因之一。相关文献也有体现,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曹丕将墓葬遭盗掘归咎于厚葬制: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有学者考证,乃至曹操本人为筹措军费也组织过盗墓,并设立“摸金校尉”等官职。正是曹操亲眼见过也亲身参与过盗墓,才使得他对于自身陵墓可能被盗挖产生深深的恐惧,转而追求薄葬,以打消后人对于墓中金银财货的觊觎。

  根据以上判断,该墓的年代应当在三国时代的曹魏时期。

如此“特立独行”的薄葬观念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看来,时人认识到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使得传统认为人死后可以延续生前生活的观念发生动摇,既然死者不知厚葬的恩惠,而活着的人又徒劳伤财,具体做法就需要改变。加之亲眼所见玉衣防腐传说的破灭,人们在心理颠覆后也挑战了对待死亡的看法。

  二、关于墓主的身份

然而,齐东方从更深层次分析认为,在东汉末年激烈的政治变局中,传统思想面临冲击,原有的丧葬观念被动摇。这必然在埋葬的实际操作中形成新的变化,各种因素综合,最终导致魏晋时期社会集体意识的转变,丧葬活动的变革在所难免。其中,表现在“葬”的部分,在墓上标志、墓葬排列、墓葬形制、墓内设施、随葬品内容和数量等都与汉代不同了。

  根据墓葬材料,一些专家推测其为魏明帝郭皇后的墓,笔者认为还不宜过早下结论,但该墓的级别较高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近年来不断有曹魏时期贵族墓葬被发现,但有些问题仍存争议。例如,因出土材料有限,墓主身份难以确定;曹魏处于汉晋之间,对有些墓葬准确的断代归属难以达成共识,如对偃师杏园6号墓、洛阳东郊178号墓,以及洛阳孟津大汉冢M1、M4,在归属于东汉晚期或是曹魏问题上,学界尚有一定争议。王咸秋认为,这也是因为考古学中的断代和历史的朝代不完全对应,如对曹魏这个朝代的界定,历史学一般将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至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作为三国纪年;但考古学上则倾向于从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至公元280年西晋灭孙吴,作为三国断代依据。因此,有些学者将东汉初平元年以后的墓葬都归为曹魏时期墓葬;有些学者则认为,它们为东汉时期墓葬。而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争议,还有望在更规范的依据基础上达成研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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